理論界關于單位犯罪主體范圍問題爭議頗大，司法實踐中，僅嚴格依照《刑法》第30條的規定來界定某一主體是否具有“單位”資格還存在很多困難。因此，對單位犯罪主體問題進行研究對于司法審判工作是非常有必要的。同時，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單位犯罪現象的日益紛繁復雜，我們更有必要對此進行悉心的研究和探討，以準確認定單位犯罪并給予有力的懲處。 

    一、單位犯罪主體的界定 

    根據過去司法實踐的經驗，處理單位犯罪的案件，首先面臨的問題，是要界定單位犯罪主體的問題。我國《刑法》第30條規定：“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實施的危害社會的行為，法律規定為單位犯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從字面上來看，單位犯罪主體僅僅指單位，即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這五類。然而，單位犯罪在從決策到實行的整個過程中，又無法離開自然人的意志和行為而獨立存在，它總是通過自然人的行為實現的。因而在我國刑法理論上出現兩種觀點，對于單位犯罪主體究竟是僅包括單位一個主體還是包括單位和自然人兩個主體這個問題，一直都存在著爭議。筆者認為單位犯罪的主體應該是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以及它們中實施危害社會構成犯罪的自然人二者共存的主體，理由如下： 

    第一，由于“法人（單位）的意志和舉動可以相對分離”，單位中的自然人的意志具有雙重特征，即從屬性和獨立性，從屬性是指單位中的自然人不能脫離其所屬單位的特征、性質而存在；獨立性是指單位中的自然人又并非完全受制于單位，“仍然以某種方式保持自己的獨立人格和意志”，能夠相對獨立的支配和控制自己的行為。所以，單位中的自然人“因其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選擇實施了犯罪行為而應受到倫理的譴責”。故單位中的自然人既能作為單位犯罪的主體，又能作為單位犯罪的受刑主體。 

    第二，單位的有關責任人是作為單位整體的構成要素，也是構成單位刑事責任能力的前提。因為，單位對于自己行為的辨認能力和控制能力，來自于單位的有關責任人的辨認能力和控制能力。沒有有關的責任人，便無從考慮單位的刑事責任能力。另外，有關的責任人的主觀心理態度也是產生單位犯罪意圖和實施單位犯罪行為的內在原因。沒有他們，單位的犯罪意圖和單位犯罪行為便無法產生和實施，從而也就不會有什么單位犯罪。單位犯罪行為，在外觀上表現為單位的有關責任人的具體行為，只是在法律上，由于法律的特別規定才認為是單位的抽象行為，從這個意義上說，將單位的有關責任人認為是單位犯罪的主體是完全正確的。 

    第三，根據新刑法的規定，對單位犯罪采取以“雙罰制”為原則，以“單罰制”為補充。對實行“雙罰制”的單位犯罪，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單位中的自然人判處刑罰，實際上這是從另一個角度說明我國刑事法律對兩個犯罪主體、兩個受刑主體的認可；對實行“單罰制”的單位犯罪，刑法規定只處罰單位中的自然人，這實際上是把單位中的自然人既作為了犯罪主體，又作為了受刑主體。由刑法的規定可以得出結論：單位犯罪主體是指依法成立，實施危害社會的行為并應承擔刑事責任的單位及其自然人。 

    因此，筆者主張在單位犯罪中，應具有兩個犯罪主體的觀點。只有這樣才能正確解釋為什么在單位犯罪的情況下，無論是實行“兩罰制”還是實行“單罰制”，都要對于單位的有關責任人處以刑罰的問題。 

    二、單位犯罪主體的特征 

    單位須具備何種特征才能成為單位犯罪的主體呢?這是我們討論單位可以成為單位犯罪主體的前提和基礎。目前，刑法學界對于單位犯罪主體特征的認識，大體上，是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的:合法性、組織性、獨立性、財產性、刑事責任能力。筆者認為，作為單位犯罪主體的單位只具有合法性、組織性、獨立性這幾個形式特征；有一定的財產、刑事責任能力這兩個并不是單位犯罪主體的特征，而是單位犯罪的實質特征。 

    第一，合法性，即必須是依法成立或經有權機關批準合法存在的組織。這概念包括兩方面的的含義：一是依法成立，二是合法存在。意思是說，成為單位犯罪主體的組織不僅是依據法律的規定或有關上級部門的指示成立，或者經主管部門批準設立，而且必須是以合法的形式存在的,二者缺一不可。單位的合法存在是指依法成立的單位，其合法性在單位存續期間的持續存在狀態。單位的合法存在是犯罪單位獨立主體資格和獨立刑事責任能力狀態持續的必然要求。例如，某人為進行違法犯罪活動，在工商管理部門注冊成立了××有限公司，但是成立后并未從事經營活動，而是以走私犯罪活動為主要業務，那么這個雖經依法成立而未合法存在的公司并不是單位犯罪中的主體。我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單位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有關問題的解釋》第2條對此也做出了明確規定：“公司、企業、事業單位設立后，以實施犯罪為主要活動的，不以單位犯罪論處。” 

    第二，組織性，即具有一定的組織結構形式。但任何單位，只要它的成立是經過法定程序批準設立的，不論它的規模有多大，或者它的人數有多少，它的內部必須具有一定的組織結構形式。單位必須是人的有機集合體，只有當單位中的每個人的意志形成共同意志，共同意志又有機地形成團體意志的時候，單位才可能具有團體人格，才能成為單位犯罪主體。 

    第三，獨立性，即具有獨立支配的資產或資金，能獨立從事民事、經濟活動，有獨立承擔法律責任的能力。單位的獨立性首先表現為一個獨立的人格化的社會統一體形式，不依賴于其他任何組織而存在；其次這個統一的整體要有獨立的進行決策的能力和獨立的行為能力，這是單位承擔刑事責任的前提。假如該組織是受制于人的“傀儡”，不能獨立的進行意思表示，那么誰也不會追究這個不能獨立承擔刑事責任能力的單位的責任了。 

    三、司法實踐中幾種單位犯罪主體適格性分析 

    雖然我國《刑法》第30條已經明確了單位犯罪主體包括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五類，但是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又包括很多種類，我國法律的這種規定方式過于籠統，范圍過于模糊，沒有確切地指出是否所有類型的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都可以成為單位犯罪主體。這就導致了我國不僅在刑法理論上對于國家機關、私營公司、單位的內部機構和分支機構、承包單位、村民居委會以及合并、分立、解散、撤銷的單位能否成為單位犯罪主體的問題一直存在爭論，而且在司法實踐中對于上述主體是否屬于單位犯罪主體的認定也存在疑惑。下面根據單位犯罪主體的三個形式特征對這幾種特殊類型的單位逐一進行討論。 

    （一）國家機關 

    在單位犯罪研究中，國家機關能否成為單位犯罪的主體，一直以來都是爭論的焦點問題。陳興良教授認為，立法將國家機關列為單位犯罪的主體，是當前我國特有的現象。在以往計劃經濟體制時期，政企不分，國家機關直接介入經濟活動的情況較為普遍。因此，國家機關參與犯罪的現象時有發生。在這種情況下，將國家機關視為單位犯罪的主體是有意義的。但是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深入發展，政企徹底分開，國家對經濟活動實施宏觀調控，不再直接介入經濟生活。在這種情況下，國家機關構成單位犯罪的情形將會逐漸減少，乃至于最后消亡。并指出，這只是一種發展趨勢。筆者贊同陳興良教授的觀點，理由如下： 

    首先，當我國市場經濟已經發展比較成熟的情況下，國家機關成為單位犯罪主體的幾率就會越來越少，直至完全消失。如果在這種情況下，仍將國家機關列為單位犯罪的主體，這其實是一種立法資源的浪費。 

    其次，如果規定國家機關為單位犯罪主體，那么就要對國家機關施以刑罰處罰—罰金。在我國，國家機關實行嚴格的收支兩條線，國家機關實際上并沒有自己的財產，它主要是靠國家的財政撥款保證其正常運轉，判處國家機關罰金，那它勢必會用國家的財政撥款來繳納罰金，罰金到最后還是要上繳國家財政的。因此說，國家機關交付罰金實際上是在自己處罰自己，給國家機關增添不必要的負擔，這勢必會影響國家機關管理國家職能的發揮。 

    最后，如果將國家機關同自然人、公司、企業并列為犯罪主體追究國家機關的刑事責任，將招致嚴重的后果，不但會降低國家機關的威望和信譽，而且會降低人民群眾對政府的信任程度，甚至會出現一些荒誕的事件；而作為行使公共權力的組織，可信性和公正性正是國家機關賴以存在的基礎。對國家機關信心的喪失，直接導致的是對政府、對黨的信心的喪失，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府的合法性的意識形態基礎。 

    從司法實踐看，我國從1987年公布實施的《海關法》確立國家機關為犯罪主體以來，已發生了多起影響較大的機關涉及犯罪案件。如丹東汽車走私案、泰安走私案等。但這些案件沒有一件是按單位犯罪案件處理，而僅僅追究直接責任人員的刑事責任。這決非偶然，這反映了國家機關在單位犯罪中作為主體的不可操作性及司法機關對國家機關能否作為犯罪主體的困惑與懷疑。 

    因此，在司法實踐中不應當把國家機關犯罪作為單位犯罪處理，而應當按照自然人犯罪來處理，只追究國家機關中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的刑事責任。這樣既不會放縱犯罪，又不會影響和削弱政府的可信性和公正性，是一種兩全其美的選擇。同時，我們還可以借鑒美國將國家機關排除在單位犯罪主體之外的做法，在《刑法》中明確賦予國家機關豁免權。 

    （二）私營企業、私營公司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社會經濟逐步走向市場化，私營公司、私營企業不斷增多。由于私營業主大多注重追求經濟利益，在私營公司、私營企業經營過程中違法犯罪現象發案較多。同時，由于私營企業為私人個人所有，在其企業與私人個人之間很難作出準確的區分。如何準確將私營企業的犯罪行為納入刑法的打擊范圍，是當前司法實踐中急需解決的問題，它涉及到認定一個行為是否構成犯罪，如果構成犯罪，應當如何量刑處罰等問題。筆者認為，具有法人資格的私營公司、企業以公司、企業的名義實施犯罪的，按單位犯罪處理；不具有法人資格的，其犯罪行為按自然人個人犯罪定罪處罰。 

    首先，根據我國《私營企業暫行條例》的規定，“私營企業是指企業資金屬私人所有，雇工在八人以上的營利性經濟組織”。私營企業就是由單個公民獨自投資設立或者由數個公民共同投資設立，其財產歸單個或數個公民私人所有，其活動以謀取投資人的個人利益為目的的組織。由于當前私營單位的情況極為復雜，隨著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和股份制企業的發展，可能一個人投資或少數幾人投資的企業越來越少，代之以多人合股，組織機構嚴謹，資金規模較大的現代化私營企業正在發展壯大，特別是當中的有限責任公司已具有獨立的人格，公司的財產與股東的財產分離，并對自己的財產獨享所有權，公司以其全部資產對公司債務承擔責任，而股東以其出資額為限對公司承擔責任。同時，有限責任公司設有股東會、董事會，股東會是公司的權力機構，董事會對股東會負責，由此可見有限責任公司擁有自己的決策機構，可對企業的經營方針和經營方式進行選擇，因此在公司領導機構決策支配下的行為代表了公司的意志，也是為了公司謀取利益。這種具備法人資格的私營企業的犯罪活動已經超出個人犯罪的范疇而呈現出組織犯罪的特征，因而能成為單位犯罪的主體。 

    其次，筆者的觀點可以從相關的司法解釋中找到法律依據：1999年6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069次會議通過的《關于審理單位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明確指出:“刑法第 30條規定的‘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既包括國有、集體所有的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也包括依法設立的合資經營、合作經營企業和具有法人資格的獨資、私營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根據這一規定，私營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只要是具有法人資格的，都可以成為單位犯罪的主體。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如何認定挪用公款歸個人使用有關問題的解釋》（2001年9月18日）也規定了“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以個人名義將公款借給其他自然人或者不具有法人資格的私營獨資企業、私營合伙企業等使用的，屬于挪用公款歸個人使用。”這一規定秉承了上述法釋的立法宗旨，十分明確的將不具有法人資格的私營獨資企業、私營合伙企業以個人論處。 

    新頒布的《公司法》中也規定，一人就可以設立具有法人資格的有限責任公司。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和改革開放的繼續深入，私營企業、公司將會具備更為豐富的內涵，如建立多人合股、具備完善的組織機構的私營企業等。如果這樣的私營企業再視為一般自然人犯罪，筆者認為是不妥的。因此，具有法人資格的私營企業、私營公司應當可以成為單位犯罪的主體。 

    （三）單位的分支機構和內設職能部門 

    對于單位的分支機構或者內設的職能部門是否具有單位犯罪主體資格的問題，我國《刑法》中尚未明確規定。根據《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2001年9月）的有關規定，以單位的分支機構或者內設機構、部門的名義實施犯罪，違法所得亦歸分支機構或者內設機構、部門所有的，應認定為單位犯罪。不能因為單位的分支機構或者內設機構、部門沒有可供執行罰金的財產，就不將其認定為單位犯罪，而按照個人犯罪處理。該規定對單位分支機構和職能部門能否成為單位犯罪主體提出了明確的處理原則。 

    通常情況下，單位的分支機構雖然行政管理上隸屬于該單位，但他們都有固定的名稱、場所、資金、設施和工作人員，并經所在地工商管理部門注冊登記，可以獨立地承擔經營活動中責任，是獨立的法人單位，將單位的分支機構視為單位犯罪主體一般不成問題。 

    對于單位的內設職能部門如何認定，筆者認為，判定單位內設職能部門是否具有單位犯罪主體資格，需要運用單位犯罪主體資格的衡量標準，也就是單位所具有的合法性、獨立性、組織性這三個特征，進行具體分析，不宜一概而論。從管理體制上講，單位的內設職能部門在對外活動中一般不具有獨立的性質，而是以單位名義進行活動。故在一般情況下，因其實施了犯罪行為構成單位犯罪，應當視為其所在單位的行為。但司法實踐中確也遇到許多雖然屬于單位的職能部門，但在經濟活動中卻也獨立地對外進行經營活動。例如有的企業的辦事處，一些行政事業單位的科室，可以在一定范圍內開展某類活動，所屬業務或職權范圍實際上是一個獨立的單位。如果這類單位內設職能部門能夠以自己的名義對外獨立進行活動，并將其謀取的利益歸該分支機構或者內設的職能部門所有，其行為就應當被認為是該分支機構或者內設的職能部門的行為，此時該單位的分支機構或者內設的職能部門就具有單位犯罪主體資格。 

    （四）犯罪后被合并、分立、解散、撤銷的單位 

    對于在單位實施犯罪行為以后，單位由于種種原因進行合并、分立、解散或者被撤銷的情況下，應當如何認定其主體資格的問題，筆者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原單位和變更后的單位都不是單位犯罪主體。追究原單位的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的刑事責任，應當是一種合理的選擇。這樣做既不會放縱犯罪，又符合刑法的基本原則和具體規定。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涉嫌犯罪單位被撤銷、注銷、吊銷營業執照或者宣告破產的應如何進行追訴問題的批復》（2002年7月4日）的規定，涉嫌犯罪的單位被撤銷、注銷、吊銷營業執照或者宣告破產的，應當根據刑法關于單位犯罪的相關規定，對實施犯罪行為的該單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追究刑事責任，對該單位不再追訴。 

    （五）村民委員會、居民委員會 

    我國憲法第111條規定：“城市和農村按居民居住地區設立的居民委員會或者村民委員會是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設人民調解、治安保衛、公共衛生等委員會，辦理本居住地區的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調解民間糾紛，協助維護社會治安，并且向人民政府反映群眾的意見、要求和提出建議。”從憲法的規定來看，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只是基層群眾組織，具有社會性。盡管可能會從事一定的經營活動，但是它一般由鄉鎮政府來指導其平時的工作，它不具有獨立的人格，對外不能獨立承擔民事責任。而且現行刑法30條所列的單位犯罪主體的種類中，也不包括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在公安部對內蒙古公安廳《關于村民委員會可否構成單位犯罪主體問題的批復》（公復字[2007]1號）中，明確表示村民委員會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不屬于《刑法》第三十條列舉的范圍。因此，對以村民委員會名義實施犯罪的，不應以單位犯罪論，可以依法追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的刑事責任。由上可以看出，不論從法律規定上，還是從我國現有的司法行政機關的實踐操作來看，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不應成為單位犯罪的主體。 

    但是，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農村村民集體經濟的不斷發展和壯大，村辦、村集體所有、村下屬的公司、企業也不斷增加，以村民委員會名義犯罪的案件也日益涌現。鑒于此情況，筆者建議通過立法修改或解釋，將村民委員會列為單位犯罪的主體。理由有兩點：（一）將村民委員會排除在單位犯罪之外是立法的疏忽。我國刑法沒有采用法人犯罪的概念，刑法中規定的“單位”外延遠大于法人，但應當包括法人。根據《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規定，村民委員會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村民委員會依照法律規定，管理本村屬于村民集體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財產。村民委員會符合民法中“法人”的條件，也完全符合單位犯罪的條件及特征。（二）將村民委員會排除在單位犯罪之外將會導致邏輯上的錯誤。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和壯大，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下屬的公司、企業會不斷增多，職能也將會不斷擴大。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頒行的《關于審理單位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有關問題的解釋》第一條的規定精神，依法設立的合資經營、合作經營企業和具有法人資格的獨資、私營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都可以成為單位犯罪的主體，即村辦、村集體所有、村下屬的公司、企業都可以成為單位犯罪的主體，是刑法總則第三十條規定的“單位”，而作為這些“單位”的上級村民委員會卻不是“單位”，顯然從邏輯上是說不通的。 

    審判實踐中也出現過將村民委員會作為單位犯罪被告人提起公訴的案例，如“浙江省蒼南縣龍港鎮池浦村村民委員會被控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本案中，1999年10月，池浦村村民委員會經研究決定，以村委會預收宅基地街道建設費名義，向本村村民收取集資費用用于村集體建設。在村委會主任趙典飛、村委會委員兼會計彭傳象及其他村委會委員的組織下，共收取集資款438萬元。蒼南縣人民檢察院以池浦村村委會、趙典飛、彭傳象犯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向蒼南縣人民法院提起公訴。蒼南縣人民法院認為，池浦村委會集資對象是特定的，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客觀要件不符，故判決池浦村村委會及趙典飛、彭傳象無罪。這樣，蒼南縣人民法院雖然宣告池浦村村委會無罪，但所持的理由并非是犯罪主體的不適格，也就是說，該案中的檢察機關和審判機關都認為村委會可以成為單位犯罪的主體。 

    （六）企業承包人員 

    經營承包人是在經濟體制改革以后出現的一種經營權轉移的管理辦法。承包人通過簽訂承包合同，取得對某一企業或者經營項目的經營管理權，并以該企業或者項目的名義從事經營活動。對承包人在經濟活動中以承包單位的名義實施的經營行為如何認定，是屬于承包人的個人行為，還是單位行為?這涉及到承包人所承包的單位一旦構成犯罪，是以承包人個人作為犯罪主體承擔刑事責任，還是以承包單位作為犯罪主體承擔刑事責任的問題。從當前我國經濟領域的實際情況看，承包單位或者企業已經成為許多國營中小型企業生產經營的一種主要經營方式，這種經營方式已經事實上得到國家認可。在這種經營方式下，承包人員已經成為被承包單位的成員之一，他們的經營行為是代表單位而不是代表個人，是一種單位行為。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在經營管理活動中不再是以個人名義從事經營活動，而是以承包企業的名義從事經營活動，其行為已經不是單純的私人行為，而是單位的職務行為。因此，他們的經營行為應當視為單位行為。 

    四、單位犯罪概念及其主體范圍的立法完善 

    雖然我國刑法典以總則專節規定單位犯罪的總原則，分則掛相應罪名的立法方式，對單位犯罪作出了正式明確規定，為懲治單位犯罪提出了有力的法律依據。但在刑法理論和實踐中，對單位犯罪的許多具體問題，還存在分歧和不足之處，下面僅試對單位犯罪主體的概念，主體范圍的立法完善淺談一下筆者的拙見： 

    （一）準確界定單位犯罪的概念。刑法第30條規定：“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實施的危害社會的行為，法律規定為犯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這一規定雖然界定了單位犯罪的主體范圍，強調了罪刑法定原則，但顯然不是單位犯罪的概念規定，且規定較籠統，對定罪原則等問題都采取了回避的態度，只是作出相對含混的規定，使其實際價值和可操作性大為降低，也使單位犯罪理論研究和立法實踐相脫節，既有礙于司法操作也不利于理論發展。對于單位犯罪的概念，刑法理論界對這一問題存在各種各樣的看法，筆者認為這樣定義比較恰當：單位犯罪是由刑法明文規定的，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等為了給本單位謀取非法利益，經單位研究決定或事后單位予以認可，由其代表人或直接責任人員在其業務活動中實施的，危害社會的行為。 

    （二）準確界定單位犯罪主體的范圍。 

    第一，通過刑法修正案的形式，將機關從單位犯罪主體中排除出去。同時，還有必要根據刑法典施行以來在處理單位犯罪方面遇到的問題進行全面反思，總結出哪些問題是由于刑法典關于單位犯罪的規定不當所引發，在此基礎上對單位犯罪的規定進行修訂。 

    第二，消除“公司、企業”兩個概念同時出現于單位犯罪概念中的現象。公司是指以營利為目的而組織其生產和經營活動的經濟組織，根據我國公司法的規定包括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責任公司兩種形態。企業是指以從事生產、流通、科技等活動為內容，以獲取贏利和增加積累、創造社會財富為目的的一種營利性社會經濟組織。從邏輯上說，企業是種概念，公司是屬概念，公司是企業的一種組織形式，二者存在包容關系因而不應并列。 

    第三，適當增設其他組織機構以及增設一些新的罪名。因為在實踐中，單位犯罪的范圍并不僅限于現有刑法規定的范圍，刑法關于五類主體的規定確實過于簡單。在將來可以考慮將“單位的分支機構”、“村民委員會”等特殊形式的單位列入主體范圍中，增強刑事司法的可操作性，且確是形勢所需。同時，建議增設一些新的罪名。例如在一些計算機犯罪犯罪如網上侵犯知識產權罪、網上傳播淫穢物品罪，電子商務罪（包括電子商務詐騙、合同詐騙、網上購物欺詐等）新類型的犯罪領域中，單位出于非法利益的功利性目的也必然涉足這些新領域的犯罪，且其罪過惡意更深，危害更大。鑒于我國刑法對單位進行計算機犯罪尚無規定，導致了有罪無刑，司法實踐無法操作所以，筆者建議我國刑事立法針對這些新領域中出現的新的犯罪確立新的犯罪罪名，并將單位當然地列入該類犯罪的主體范圍，并相應擴大單位犯罪的刑罰種類，如增設永久性或限期性禁止從業刑等，以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