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厘清客體主次，貴人賤物，未害命者幾不殺

　　 刑法 理論通說認為， 搶劫罪 侵犯的是復雜客體，該犯罪“不但侵犯了公私 財產所有權 ，而且同時還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權利”。至于人身權和財產權誰主誰次，學者們看法不一。筆者認為，盡管搶劫罪被現行刑法歸類于侵犯財產罪，人身權和財產權的確也存在著手段與目的的關系，但不能由此視財產權重于人身權。貴人賤物，抑或貴物賤人，能夠折射出特定主體唯“物”抑或“人本”的思想傾向，如果以唯“物”傾向指導司法實踐，搶劫案件 死刑 限制的廣度和進程顯然會受到反向性制約。

　　刑法第263條規定有搶劫罪的八種加重處罰情形，并配置了最高法定刑——死刑。在八種情形中，侵犯人身權者主要是“搶劫致人重傷、死亡”。比較而言，人身權之于財產權，對公民的重要性至大，因而適用死刑應以搶劫侵害人身權的程度作為最主要的或幾近唯一的標準，搶劫沒有致人重傷、死亡的一般不適用死刑。

　　從司法文件看，2005年6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搶劫、搶奪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10條關于搶劫罪“既侵犯財產權利又侵犯人身權利，具備劫取財物或者造成他人輕傷以上后果兩者之一的，均屬搶劫既遂”的規定，反映了以人為本的意識，正如有學者所論，“所體現的刑法理念就是在搶劫罪中人身權利重于財產權利。”

　　從司法實踐看，適用死刑的搶劫案件主要或基本上是搶劫致人重傷、死亡的案件。

　　綜上，在搶劫案件中，死刑適用的對象同樣是“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筆者認為，主要是指搶劫致人重傷、死亡的情形。搶劫如果沒有導致重傷、死亡的結果，僅具有其他加重情形，且情節不是特別惡劣、后果不是特別嚴重的，不可適用死刑。至于判斷情節是否特別惡劣、后果是否特別嚴重，要根據搶劫的場所、次數、金額、對象、方式，搶劫致傷的人數和程度，對公共安全的危害程度等情況，結合行為人的主觀惡性及人身危險程度綜合考慮。即使這樣，這種情形適用死刑也應只限于個案，而不能作為普遍性原則。

　　二、區別加重結果，輕傷重亡，致重傷者少殺

　　從搶劫死刑案件看，死刑實踐中將致人死亡和致人重傷作了嚴格區分，表現為致重傷判死刑者很少，而致死亡判死刑者所占比例是“大頭”，理論上也大多支持這種做法。有論者指出，對于搶劫致人死亡的，因犯罪行為造成被害人死亡的嚴重后果，一般都應當考慮適用死刑;搶劫致人重傷的，可以考慮適用死刑，但應同時考慮重傷的等級以及財產權利的侵害情況。

　　筆者認為，搶劫案件適用死刑，應當區分致人重傷和致人死亡兩種情況，對于致人重傷的案件要嚴格控制，只有是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特別”嚴重殘疾，且行為人主觀惡性深、人身危險性大的，才可以適用死刑。

　　三、提高暴力上限，以死遏暴，致死非自故意者不殺

　　從搶劫罪的罪狀看，為劫財而針對被害人使用暴力，終致其死亡，即符合“搶劫致人死亡”的情形。在個案中，行為人雖使用暴力手段，但對于被害人死亡的結果或出于故意或出于過失，那么，實踐中是否無需區分就一律適用死刑?這里需要討論兩個問題。

　　(一)關于暴力手段的上限

　　《刑法》263條關于搶劫罪的基本構成是“以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搶劫公私財物”，而在八種加重處罰情形中，“搶劫致人重傷、死亡”一般為暴力行為所致。至于暴力需達何程度，刑法的規定不明確，理論界也存在認識分歧。第一種觀點認為，只要暴力是故意用來排除被害人反抗的，不論是毆打、傷害甚至殺害，還是扭抱、捆綁、禁閉等較輕的身體強制，均屬于搶劫罪的暴力。第二種觀點認為，只有足以危害被害人的生命與健康的暴力，才能構成搶劫罪的暴力。第三種觀點認為，暴力必須達到抑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但不必達到危及其生命或健康的程度。從一些國家和地區的情況看，《俄羅斯刑法》第162條規定為“使用危及生命或健康的暴力”，我國臺灣地區刑法以“足以使被害人不能抗拒的程度”為標準，而日本、意大利、韓國等國的判例和學說均主張暴力需達“足以抑制對方反抗程度”。

　　盡管我國刑法對搶劫罪的暴力沒有程度上的限制，但司法實踐中如果不予以明確，就容易混淆搶劫罪與 搶奪罪 的界限，甚至導致適用重刑的條件寬泛無序，故應將暴力手段的下限設為“足以使被害人不能反抗”。當然，所謂“足以使被害人不能反抗”，是一種高度可能性，是指依據生活常識，一般人在被施加這一暴力時都會失去反抗能力的情形，但并不要求行為人事實上制服了反抗，甚至實際危害了被害人的健康、生命。

　　至于暴力手段的上限是否包含故意殺人，理論界沒有一致看法。值得注意的是，按照2001年5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搶劫過程中故意殺人案件如何定罪問題的批復》，劫財之前、之中殺人的，應以搶劫罪定罪處罰，劫財之后殺人的則以搶劫罪和 故意殺人罪 定罪并罰。可見，在司法實踐中，故意殺人是包含在搶劫罪的暴力手段之內的。筆者認為，為了限制搶劫案件適用死刑，需要提高暴力手段的上限標準，將故意殺人涵蓋其中，即行為人出于殺人的故意，對被害人身體的重要部位實施外力打擊。相反，如果只是對被害人身體的次要部位施加較弱的外力打擊，被害人死亡系多因導致的，可以不適用死刑。

　　順便指出，搶劫案件適用死刑，還必須評判暴力手段與被害人死亡之間是否存刑法上的因果關系以及這一關系是否密切。關于傷亡結果是否必須由暴力、脅迫所引起，國外刑法理論上存有分歧：手段說認為，傷亡結果應限于由搶劫手段的暴力、脅迫所引起;機會說認為，傷亡結果只要是在搶劫中造成的即可;折中說認為，傷亡結果應限于與搶劫行為具有密切關聯性的行為所引起。⑩從我國刑法第263條的文本看，似乎只要以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劫財，最終導致被害人死亡，都應認定為“搶劫致人死亡”。但是，筆者認為，只有當行為人出于殺人的故意施加暴力，并且直接地、必然地導致了被害人的死亡，才能適用死刑，易言之，適用死刑應限于死亡結果系故意殺人的暴力手段所致的情形。

　　(二)關于對死亡結果的心態

　　行為人使用暴力時，對被害人的死亡或出于故意或出于過失，但對出于何者才屬“搶劫致人死亡”，理論上存有觀點分歧。第一種觀點認為，致人死亡的暴力，包括故意殺人;第二種觀點認為，致人死亡的暴力，僅限于故意傷害或間接故意殺人，不包括直接故意殺人;第三種觀點認為，致人死亡的暴力不包括故意殺人;第四種觀點認為，從立法原意看，搶劫罪中的暴力手段包含故意殺人，但從立法完善的角度看，不宜將殺人搶劫的行為以搶劫罪論處。

　　從2001年5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搶劫過程中故意殺人案件如何定罪問題的批復》看，“為劫取財物而預謀故意殺人，或者在劫取財物的過程中，為制服被害人反抗而故意殺人”中所指“故意殺人”，既包括直接故意，也不排除間接故意。由此，筆者認為，搶劫案件適用死刑的對象是，采用故意殺人的手段對被害人身體施加強外力的打擊，并對被害人的死亡結果持希望或者放任心態的行為人，但在實踐中，出于間接故意的，一般不適用死刑。

　　四、兼顧其他因素，綜合平衡，情節非特重者少殺

　　搶劫致人死亡案件的死刑裁量，要摒棄唯死亡論，即只要是暴力行為導致死亡結果的都判處死刑，既不問暴力的程度，也不管對死亡結果的心態。從司法實踐看，這類案件適用死刑，還要兼顧行為人是否具備其他法定加重情形或從重處罰情節，是否同時另有其他違法犯罪行為等情節。

　　五、政策激勵引導，以寬濟猛， 自首 立功 者少殺

　　在搶劫致人死亡案件中，被告人有自首、立功情節的，一般不適用死刑，這樣有利于發揮自首、立功制度節約資源、感召投案、激勵悔過、分化同伙之功效。當然，如果被告人的犯罪情節、后果特別嚴重，主觀惡性深、人身危險性大的，也可以適用死刑，不過，這只能作為例外。

　　六、刷新治理觀念，以私輔公，被害人諒解者漸少殺

　　在司法實踐中，考慮到犯罪性質的嚴重性，搶劫案件一般不適用賠償從寬、和解從輕的原則，因而基于被害方接受賠償、同意和解而不判處死刑的僅屬個例。出現這一狀況，主要受制于觀念和理論上的障礙，如不判處死刑是“花錢買刑”;只有國家才有權決定刑罰，被害方不能處置刑事部分;和解只能適用輕罪案件，等等。對此，有的學者指出，長期以來，國家壟斷刑罰權( 自訴案件 除外)，定罪量刑只狹隘地從國家利益出發，難以顧及被害人的感受與要求。搶劫罪屬于有具體被害人的犯罪，通過刑事和解結案，在凸顯被害人訴訟主體地位的同時，對被告人適用死緩，留下一條生路，也體現了司法文明。實踐表明，不花大氣力借助理論倡導、輿論引導排除這類思想和行動上的障礙，搶劫案件限制死刑適用的進度會大打折扣。

　　當然，排除思想觀念上的障礙，不能一蹴而就，故應循序漸進，逐步放寬搶劫案件適用賠償從寬、和解從輕原則的范圍和對象。在當前社情民意的實際狀況下，還應規制限制適用死刑的條件，例如，只能適用于特殊個案，主要是因親人被搶劫致死，被害人家屬陷入生活困境，出于自愿并以書面形式明確表示和解意圖并接受賠償的情形。

　　七、劃清共犯主從，一視同仁，致死一人不奪多命

　　對于共同搶劫致人死亡案件，要從犯意提起、預謀、準備、行為實施、后果及贓物處理等方面綜合考慮，分清各被告人在 共同犯罪 中的作用，區分出誰主誰次誰從，誰是直接兇手。共同致死一人的，一般只對一名被告人即罪行最為嚴重的主犯適用死刑，不判處二人以上死刑。

　　另外，對于這類共同搶劫案件，如果罪行最嚴重的主犯因系未成年人不判處死刑，或因具有自首、立功等情節而判處死緩以下刑罰的，也不能對其他作用較次的主犯適用死刑。還有，有證據證明或者不排除在逃同案犯的罪責大于在押主犯的，不能對在押主犯適用死刑。

　　八、堅持證據裁判，補強排疑，不達標準者不殺

　　搶劫案件限制死刑適用，除了從實體法、程序法入手之外，從證據上加以努力應當成為新的“興奮點”，這恰恰是目前死刑限制的理論和實踐中研究做得不夠之處。裁量死刑，必須貫徹證據裁判原則，把好案件的事實關和證據關，切實落實修改后《 刑事訴訟法 》第53條第2款對“證據確實、充分”的細化要求，即“定罪量刑的事實都有證據證明;據以定案的證據均經法定程序查證屬實;綜合全案證據，對所認定的事實已排除合理懷疑”，在認定事實和采信證據上堅持高標準、嚴要求。對于案件“證據確實、充分”的，才能定案，也才具備了適用死刑的必要條件。

　　當然，如果案件達不到“證據確實、充分”的標準，例如證據不具有排他性，或者只憑口供，沒有其他證據補強或補強證據不足的，既達不到定罪標準，更不能適用死刑。另一方面，即使搶劫案件達到“證據確實、充分”的標準，也只是具備了定案的條件，但能否判處死刑，還要看是否具備本文前述幾種死刑裁量的情形。還有，即使具備了前述幾種情形，但是，依據證據認定被告人具有或者不排除具有不適用死刑之法定量刑情節的，如系犯罪時不滿18周歲的人或者 審判 時懷孕的婦女，因涉及量刑證據，同樣不得適用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