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 刑法 》第 396 條第一款的規定，私分國有資產罪的犯罪主體是“單位”還是“自然人”，理論界眾說紛紜，尚未統一認識。從刑法第 396 條的立法原意理解，我們認為應為 單位犯罪 ，而不宜作為自然人犯罪。自然人犯罪，其主體僅僅是自然人“個人”，而單位犯罪則不同。“單位”本身既無思想，也無行為，私分國有資產的行為是通過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以單位的名義進行的，體現的是單位的集體意志，因而不能視為直接主管人員的個人行為，而應視為單位整體實施的犯罪。?

　　由于《 刑事訴訟法 》先于《刑法》修訂并頒布實施，因此，修訂后的刑事訴訟法沒有解決追究單位犯罪所適用的有關訴訟程序上的問題。

　　（1） 犯罪單位如何出庭受審。刑事訴訟法第 82 條所列的“訴訟參與人”中并沒有犯罪單位，但犯罪單位享有獨立的訴訟地位，具有和自然人犯罪等同的訴訟權利及義務。但犯罪單位畢竟只是法律擬人化的社會組織，進入具體的刑事訴訟后，尤其是在開庭 審判 時，“單位”本身不可能行使其權利和義務，必須由負有特定義務的自然人代表單位行使其刑事訴訟的權利、義務。一般而言，單位的 法定代表人 或主要負責人應代表單位出庭受審。但有以下幾種情況需作出特別規定。?

　　第一種情況，單位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負責人在組織實施單位犯罪過程中，本人又實施了出于同一種職務便利的其他犯罪 （ 自然人犯罪 ） 而被同時提起 公訴 、接受審判時，因其本身已被追究刑事責任，不宜再代表單位參與訴訟。?

　　第二種情況，單位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負責人因組織實施單位犯罪，將被以“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追究其刑事責任，且在審判前上級主管部門未給予行政處分，依然擔任單位主要領導人的，可以代表單位參與刑事訴訟。?

　　第三種情況，在開庭審判前，對涉嫌組織實施單位犯罪的原單位負責人已先期給予行政處分的，如被免職、撤職、調離等等，由于其負有“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的責任，應讓其以犯罪單位的代表出庭受審，以利查清案件事實，并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

　　第四種情況，代表單位出庭受審的人不能是本案的證人，或是本案中其他涉嫌犯罪人員的利害關系人。?

　?。?） 對犯罪單位應當采取相應的 強制措施 。為保證 偵查 、 起訴 、審判活動的順利進行，在刑事訴訟期間，可以對犯罪單位設立以下幾種強制措施： （1） 涉嫌犯罪的單位不得解散、合并、撤銷，不得 申請破產 ； （2） 查封、扣押、凍結涉嫌犯罪單位的財產； （3） 暫時停止涉嫌犯罪 逮捕 作作為單位從事有關生產經營的活動。 （4） 責令涉嫌犯罪的單位交納一定數額的保證金等等。

　　另外，對涉嫌犯罪單位的法定代表人或涉嫌組織實施單位犯罪的直接負責的主管人 員和直接責任人員，可以條取刑事訴訟法對自然人涉嫌犯罪規定的五種強制措施。

　?。?） 犯罪單位在不同訴訟階段的稱謂。對涉嫌犯罪的單位在開庭審判時的稱謂，應當與民事訴訟的參與人有明顯區別。例如，可稱“被告單位”或其他更為準確的稱謂，這一稱謂亦應為檢察機關制作起訴書時所使用。與之相關，在 偵查階段 ，應稱“犯罪嫌疑單位”；在審判階段，如單位提起上訴，應稱“上訴單位”；如引起 再審 ，應稱“原審被告單位”；在 執行 階段，應稱“犯罪單位‘等等。同樣，與之相適應的 法律文書 ，尤其是固定格式的法律文書要忙盡快規范統一，以體現執法的嚴謹性和法律的嚴肅性。

摘要：非特殊身份人員能夠構成 受賄罪 的共犯。作為受賄罪共犯的形式之一，國家工作人員的家屬構成受賄罪共犯是有嚴格界限的。
關鍵詞：非特殊身份人員 受賄罪 共犯
Summary Nowadays ,people have fixed their eyes on the corruption. The body of ribery is special status , non-particular status can ’t consist of it . The people of on-particular status can constitute the accomplice of bribery ,but can ‘ t constitute the common executive offence of bribery .There have the major form in the accomplice of bribery .It have strict limitation that retired national official and national official ‘s kinsfolk consist of the accomplice of bribery .
Keywords non-particular status bribery accomplice
一、非特殊身份人員能否構成受賄罪的共犯
從我國刑法的規定來看，受賄罪的構成要件必須符合下列條件：（1）、主體是特殊主體，即國家工作人員，非國家工作人員不能構成本罪主體。（2）、主觀方面是故意行為，過失行為不能構成。（3）、侵犯的客體是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廉潔性。（4）、客觀方面表現為行為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受賄罪的主體和客觀方面的特征決定了它是身份犯。所謂身份犯，是指法律規定的以行為人在行為時所具有的特定身份為定罪要件或法定量刑情節的犯罪。受賄罪的身份犯顯然是定罪要件。它不同與其他一般主體構成的犯罪。它以國家工作人員作為特殊主體，非國家工作人員不能構成受賄罪。
在受賄罪的 共同犯罪 中，國家工作人員之間利用職務之便，實施受賄行為。成立受賄的共犯，是毋庸質疑的；國家工作人員與非國家工作人員是否構成受賄的共犯，即身份犯與無身份犯能否構成只有特殊主體資格才能構成的共同犯罪，理論界有不同的看法：
第一種觀點認為，非特殊身份人員不能構成受賄罪的共犯。法律依據是全國人大常委會1988年1月21日《關于懲治 貪污罪 賄賂罪補充規定》第四條第二款規定：“與國家工作人員、集體經濟組織的工作人員或者其他從事公務的互相勾結，伙同受賄的，以共犯論處”。在本規定第一條第二款規定：“與國家工作人員、集體經濟組織的工作人員或者其他經手管理公共財物的人員相勾結。伙同貪污的，以共犯論處”。而1997年刑法中卻只保留了內外勾結的貪污罪共犯，即第三百八十二條第三款：“與前兩款所列人員勾結，伙同貪污的，以共犯論處”。實際上等于取消了《補充規定》對受賄罪共犯的規定。本著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的原則，應該認定無身份犯不能構成受賄罪共犯。